氢能作为一种绿色、高效的二次能源，被视为“21世纪终极能源”。

近年来，政策、资本赋能各地氢能产业，在“双碳”战略的持续推动下，政策多点开花，企业加大投入，氢能产业在2022年迎来“爆发元年”，进入2023年，我国氢能产业发展正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氢能开发利用相比世界最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企业评价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周健奇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氢能开发利用处于从投入期向成长期进阶的萌芽阶段。产业技术创新成效显著，关键核心技术或已突破，或已踏入全球领先行列，“卡脖子”环节逐步聚焦并紧随世界先进水平。同时，数量居全球之首的市场主体有力支撑了氢能的开发利用，氢能产业链较快完善，在不同环节基本上都分布有颇具前景的代表性企业。

2022年9月26日，在国家发改革委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规划司副司长宋雯介绍，目前累计建成加氢站超过270座，位居世界第一。

“全球独一无二的市场容量优势已经对市场主体形成强大吸引力，基础设施布局进程随着各类要素资源的质与量双增长而提速。同时，我国氢能产业基础优势日渐显现，例如制氢资源种类丰富，制氢和绿电生产能力世界第一。”周健奇表示。

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集杰看来，当前我国氢能开发和利用整体上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譬如制氢端，碱性电解水制氢持续引领世界最大单槽规模记录，现已基本可达1000-2000标方/时单槽规模，能耗也到了4.3-4.7度电/方氢，未来需要开发适应风光发电规律的规模化、智慧化制氢技术与方案。

当前，世界氢能产业的未来可期已是共识，我国氢能开发利用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相比世界最先进水平有差距，仍面临一些掣肘因素。

“在用氢方面我国在绿色产品认证和市场方面滞后于欧洲相关国家。用氢应优先考虑工业用氢替代，譬如煤制甲醇、氨，要陆续转到利用可再生能源制氢驱动的绿色甲醇、氨合成，其制约因素为市场推广，主要原因是绿色产品价格略高，而市场未能体现出绿色属性，未能和高碳排放产品在市场上有所区分，国家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应及时启动相应工作。”王集杰表示。

在周健奇看来，当前我国氢能开发利用的掣肘因素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掣肘，包括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二是网络掣肘，包括生产网络、供应网络、信息网络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网络不成熟、不健全，如何与面向未来的能源互联网对接与互动还没有清晰思路。

2023年期待取得突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据统计，2022年国家部委共计发布50余条氢能相关政策，地方发布300多条氢能相关政策。可以预判，随着氢能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影响面持续扩大及各级政策的落地，氢能产业顺势而起指日可待。

近日，中联重科在新能源产品及智慧工地发布会上，发布了3款氢能关键零部件，特别是开发出国内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45MPa氢气液驱活塞压缩机，一举打破了国际垄断，这是氢能关键核心部件国产化的新进展，有利于我国氢能产业的自主可控发展。

2023年是能源强国和“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为使得我国氢能更好更快发展，并使其进入到一个高效可利用的能源系统中，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王集杰看来，在我国风光资源优势区域，大力推进风光制氢项目，只有上游可再生能源制氢足够便宜，才能带动下游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下游应用市场要对绿色产品进行区分，让整个产业链为氢能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如可在内蒙古等地进一步推进风光制氢项目，同时下游工业、交通领域要对绿氢驱动的产品进行区分，如船用领域的绿色甲醇、绿氨等要建立适当提高价格认证机制。上下游一体化才能推进氢能产业健康发展。

周健奇认为，为使得2023年成为氢能发展关键之年，取得突破，氢能产业要以问题为导向，做好以下两点。

第一，更好地利用已有的产业优势，尤其是我国庞大的市场主体优势，支持处于国内领航地位的企业牵头构建包括下游消费客户和国内有实力的核心供应商在内的创新联合体，在集聚资源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同时，加速完善生产力布局。

第二，提早谋划网络化发展，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的数智化需求，面向未来布局基础设施，夯实我国氢能产业参与全球竞争的网络化基础。

(转自：中国经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