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1年，我国就确定了北京、天津、上海等7个碳交易试点;2013年，深圳率先启动了碳交易，拉开了中国碳市场的帷幕。国家发改委12月19日宣布，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这标志着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完成了总体设计，并正式启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表示。

以下为碳汇林王军纯对碳市场及碳交易等的部分见解，整理如下：

论碳市场 (2016)

碳市场，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碳交易的市场。其中主要的交易品种就是碳减排量。目前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主要是CCER。而配额，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市场的基本交易需求，在供不应求的状态下所设计的排放权空间，既解决市场不足，更对企业排放形成一定范围的约束。

而市场交易主体，在碳交易初期设计中，主要是控排企业之间的直接需求交易，随着形势的变化，交易的主体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下控排企业仍然最大的需求方，但是个人需求和投资需求将快速增长。

纵观全球，目前在碳交易设计中，存在一定的制度性障碍，包括额外性的个别规定上的缺陷，不利于减排事业的快速推动，而各国关于配额的制度，由于存在大量的人为因素痕迹，在资本市场里始终是一种不确定的因素。因此从市场设计的交易品种来看，配额交易无疑弱化了碳市场的更快发展。

主要交易品种碳减排量，由于具备了大宗商品和金融产品的双重属性，因此在登记管理端造成了一定的思维混乱，管理者既需要充当裁判员，又需要充当运动员，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维对碳市场的影响虽然不是深远的，但是目前确实非常不利于碳市场的发展。

要让碳市场健康发展，当下在国内，需要厘清职能，政府的监管职能和市场行为一定需要区别开来。把属于市场机制的行为交给市场去做，把监管职能下产生的碳市场和市场机制下产生的碳市场严格区别开来。各司其职，这样碳市场才能真正活跃。

碳减排量与“票证经济”(2017.2)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极度匮乏，粮食自然无法做到敞开供应。中央政府为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实行凭票证供应。20世纪50年代至85年代中国必须凭粮票才能购买粮食。中国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是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票证经济”曾影响了我国几代老百姓的生活。

在绿色低碳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配额就是一种票证，企业需要温室气体排放，未来必须获得碳排放配额，才能生产。而根据巴黎协定的要求，本世纪中叶的某个时段，全球将实施零排放。而抵消机制中，减排量就成为与粮食一样的产品。

放眼CDM减排体系和中国自愿减排登记系统，目前方法学有200种之多，涉及工业节能减排、能源替代、农林碳汇、民用节能、城市公交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目前由于可抵消的减排量太少，因此需要发放配额这样的票证进行约束使用减排量抵消。

但是当下全球在配额管理上失去了自己的方向。本来我们实施节能减排的目的在于应对气候变化，发放配额的目的在于约束企业的排放，通过购买减排量来抵消。后来制度设计者陷入到资本思维中，以利益为目的，甚至把减排量当成多余的产品，正好违背了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初衷。

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欧盟轮值主席赫泽高曾经反思国际的碳交易政策，都曾经一致认为，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但是随着碳市场发展，国际社会碳排放屡屡突破峰值，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碳排放交易制度体系让更多的企业打着减排的幌子来获取高额回报，实际上助长了碳排放。

我们反思问题的结症所在，还是在配额管理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裁判者变成了参与者，从而出现了碳市场的混乱。

从配额和实物的关系上，配额本身只能是一种凭证，通过它才能购买一定量的减排量来抵消。当前由于减排量太少，初期确定抵消的比例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减排量供给的充足，应该不断提高抵消的比例。毕竟配额本身大多是免费发放的，它的价值应该在体现碳交易市场体系里，由供需关系决定，而并非政府定价。

回顾我们票证的历史。在1960 年，我们国家进入了节粮度荒时期，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进行压缩，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以前曾经凭票供应的商品，也无货供应。当年与票证时代相配合的，还有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农村人不可能像今天第一样自由进城打工，因为每月定量供给的粮票、油票只有城市人口才有，没有城里人的身份，就拿不到这些票证，因此农民离开了土地，根本就无法生存。不仅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同样由于粮食关系的束缚而相当麻烦。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商品市场开始活跃，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到1983 年，由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

1984 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食、猪肉、棉布、食油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1985 年，国家又取消了长达30 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丰富了城市居民的“米袋子”、“菜篮子”。因此，这时基本家家户户粮票都有所盈余。

1991 年5 月，广东、海南率先实行粮食购销同价改革。1992 年4 月1 日，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改革。1992 年10 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全国各地先后放开粮食及其他产品价格，实行购销同价，促进粮食产销与市场接轨。

粮价放开后，激活了其他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显著增长。1993 年，粮油实现敞开供应，粮票已无用武之地，被正式宣告停止使用，长达近40 年的“票证经济”就此落幕，老百姓再也不用为找不到粮票发愁了。

从中国粮票等票证的变迁史，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思想的解放就意味着我们社会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同理，今天在中国面临着社会发展转型的十字路口，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全新的命题已经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中国还将是全球治理战略的积极推动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是否有能力担当起这样的角色，进行一次新的思想大解放，不仅仅考验执政者的智慧，更考验相关机构的执行能力。

首先，要率先打破绿色低碳影响企业发展的陈旧思维。社会层面仍然普遍认为，绿色低碳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这是因为我们的市场机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无利可图，而各种碳减排量在花费了高额投入后，由于制度的障碍，不能快速变现或者变现能力极差，不能产生合理的收益，导致了社会节能减排的动力来源消失。

其次，碳排放权市场化的推进必须是思想的一次大解放。习惯于计划管理，人们往往在思维方式上自我套上枷锁。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如果让绿色低碳重新走回旧路，当前国际探索的模式就是这种模式，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阶段发展目标上，确实让欧美等发达国家取得了环境和经济共赢的局面，但是也直接制约了其快速发展的步伐。目前美国提出要退出巴黎协定，属于因噎废食。我们只需要梳理一下绿色发展的思路，在坚持绿色低碳的前提下，找到快速增长的方式，就能取得双赢。

第三，顶层设计者需要在实现社会稳定和绿色发展转型之间权衡。配额和减排量，在碳市场发展初期，从当前看，都非常重要，不能厚此薄彼。这两种产品属性不同，驱动力不同。当前我们所有的设定，都是基于减排量与控排企业的抵消机制上产生的。CCER,中国核证减排量，作为绿色低碳终端产品，如果从减排量的属性看，它毕竟更有价值。它是实体经济的产物，同时它肩负了推动社会绿色发展和转型的使命，从长期看，减排量完全可以成为独立的市场。

而票证退出历史的过程，也形象地告诉我们，配额交易一定有它的寿命周期，如果没有寿命周期，就说明配额管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配额和减排量的抵消机制应该随着减排量供给的充足增大抵消比例。使得整个社会发展在绿色增长中完成从人的理念到实体经济的完整转型，当社会企业完全以产生减排量为主要目的，表明社会转型基本成功，减排量得到极大丰富的时候，恰恰是配额需要退出市场，这才符合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

碳交易与社会转型(2017.5)

碳交易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节能减排快速发展的有效手段。当前经过三年的试点，碳交易已成为公众熟悉的名词。

但是介于中国发展的特殊国情，中国碳市场发展并不成功。顶层设计的粗糙导致了碳市场从发展之初就带病工作，三年试点乃至四年试点结束，不管官方如何总结，但是我们认为碳市场总体来说功不抵过，很多设计扭曲了碳交易的初衷。

应对气候变化，是我们进行碳市场建设的主要目的。但是从结果看，我们节能减排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是实际效果与投入产出比显然严重不相适应。中国在短短的几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投资大国，但是大量事实却与减排背道而驰，风光窝电弃电现象严重，一方面减排量在市场进行获利销售，另一方面政府大量的补贴企业收至囊中，一方面大量关闭中小火力发电机组，另一方面新能源并网发电相对过剩。这一切不正常的现象将导致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积累的财富被借着转型的名义大量消耗浪费。然而这些年中国实际的碳减排绝对值并没有大幅下降，只是因为经济下行带动了碳排放的实际减少。

推动绿色发展，是我们进行碳市场建设的另外一个目的。不是投入新能源，新上减排项目就能真正实现绿色发展。最根本的是国人的理念并没有得到大的改观。当前的绿色发展，无异于酒瓶装新酒，实质内涵仍然是急功急利的发展方式，社会浮躁心理仍然烙在社会转型发展的标签上。零和博弈的游戏继续上演，资本大鳄伺机而动，绞杀成批弱小的企业，共享、绿色、可持续仍然印刻在翻不过去的日历上。

而碳交易，一旦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和地位，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的转型，将成为梦断的开始。

碳市场难建设吗?其实以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验来看，非常简单可行。无非是把握好两个端口，一个是通过强制管理的手段推动社会全员的节能减排，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机制有效引导，把节能减排产品引导到消费市场。而消费市场，并非政府想象的控排企业才是终端，还有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社会自觉意识的上升对节能减排的意识的提升。这才是更大的市场。
 

碳交易设计制度之我见(2017.7)

温室气体控制，从京都议定书以来，走向社会现实。碳交易，变成热门搜词。

碳交易设计，在当前仍然属于前沿学科，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以欧盟的碳交易规模最大，在制度设计上相对完善。

作为后来者，必须承认开拓者的贡献，任何探索都不可能是完美极致的。欧盟碳市场制度设计毕竟有自身的缺陷。由于设计的时代背景不同，在额外性的设定上，特别是在激励社会低碳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增长方面，并非十全十美。对减排项目的收益额外性进行人为设定，导致了大批项目数据造假。而且碳交易实施以后，全球的排放量逐年升高，使得很多专家怀疑碳交易制度的正确性。

当下，世界各国也在探索，比如加拿大采取征收碳税的办法，在基准线以上的碳排放征收高额碳税，并以30%的当地项目核证减排量进行抵消碳税。国内江苏在推动节能量交易方面，吸取了美国排污权制度管理精华，实行区域排放总量控制，把十三五能耗控制目标下达到各市，全省所有改建扩建和新上项目新增能耗必须自我抵消或者购买省内项目产生的节能量进行抵消。并对总量考核采取严厉的管理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碳交易制度不是万能钥匙，它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热门，是因为它对于传统发展方式，是一种基于社会责任和义务下的公共产品，具有道德的约束力。它本身就是一种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它需要掌握的几个原则就是公正公开公平，才能保证碳市场的健康发展。

目前中国的碳交易体系是参照了欧盟的市场体系制度框架，在试点阶段无可厚非。但是试点结束后，试点市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应该成为统一碳市场亟需解决的问题。统一碳市场的制度，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如何学习世界碳市场探索的成功经验，并且在推动社会持续发展中承担自身的功能，力求通过市场化机制，加强法律保障，有效推动社会节能减排和碳汇，至关重要。

我认为，从制度设计方面，首先要理清思路。理清配额和减排量的关系。

配额管理的目标，是从政府管理层面对社会排放进行约束，达到理想的目标。但是从试点运行看，大部分控排企业主要有两种心态，要不就是不重视排放约束，履约时从市场购买一点量就可以完成履约目标。要不就是把免费发放的配额当成盈利的工具，牟取利益。碳交易的收益并不能对其经营造成影响。而且即使减排，企业也并不希望超额减排，只是象征性控制一下能耗，这种心态其实就是配额管理制度的失败。从欧盟市场的实践看，很多方面印证了这样的分析。

那么再反思一下配额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配额是一种约束排放指标体系，但更多的是产能方面进行控制，而没有从实现增长的角度去激励减排，这样就形成了社会经济增长动能被控制局面。众所周知，社会要进步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增长，在增长中控制排放，通过总量控制，来实现绿色增长，才能实现社会发展和稳定。因此配额对企业约束性指标只能是阶段性的产物，配额指标应该分配给地方政府，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自行设计制度，来完成减排目标。这样，既能迅速推动碳市场的发展，又不至于消耗大量的时间，产生很多的无用功。

减排量是政府推动社会节能减排的根本措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其结果只能是复杂问题更加复杂化。要保证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全社会的节能减排和碳汇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其次，碳市场就是一种市场机制。政府设定产品开发标准，合格产品在市场进行交易。政府要做到公正公开公平，以有效推动社会减排和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对市场交易制定游戏规则，减少人为干预。

第三是着眼公平，严格政企分开。裁判员和运动员一起参与比赛，只能使比赛失去了意义。政府通过制度规范引导市场，而并非积极投身到市场，参与交易。大量的央企用国家财富开发的减排产品，也投入到碳市场，这本身就显失公平。任何一种公共产品，即使是混合所有制，也应该区分国有投资和社会资本的比例，其国有资本所产生的减排量应该属于国家碳库所有，不能用于市场交易。原来国际上对财政资金的额外性有严格的规定，而我们，恰恰把这个额外性放弃了，造成社会减排量的供过于求，特别是大量国有资本所产生的减排量，充斥碳市场，不但与民争利，也直接导致了碳市场的严重失衡。

第四是加强法律保障。在碳市场体系下，法律不仅仅要定义产品、定义标准、定义游戏规则，还要对市场所有参与主体实施法律监督，惩恶扬善，惩治审批减排项目的贪腐行为，如果缺失，会导致低碳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如何给碳市场降温?(2017.9)

应对气候变化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潮流。但是温室气体治理毕竟是覆盖全社会全行业的，对顶层设计及法律制定者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中国参与全球碳市场虽然很早，但是缺乏系统性研究的机构和专家，而且参与者面窄人少时间短，注定了顶层设计系统一定一波三折，而碳市场的国际化路径也必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当前社会都对这个想象力无限的碳市场寄予厚望，但是由于应对气候变化谈判还没有真正形成全球性的共识。目前仅仅是在认识方面达成基本共识，从这个角度讲，巴黎协定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但是巴黎协定对于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应对还是不够的。目前自主决定贡献是世界各国妥协的一种方式，而离温控1.5°和2°目标来说，挑战非常严峻，全球的碳排放预算大约8000亿吨，根据当前中美印度欧盟四大排放主体的预期约束排放目标，在未来的近15年里就消耗完全球的碳排放预算。这就意味着气候变化谈判一直是一个动态而快速变动的过程，这也决定了碳市场设计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而且日新月异的方式。

那么这样看来，碳市场参与者在这样的变动局面里，一定无法对自我参与的方式有非常明确的定位。事实上，碳资产开发、碳金融等很多市场参与者从参与到退出，再参与再退出，就是缺乏对碳市场的发展艰巨性和长期性有明确的判断和分析。

其实在这样的体系里，对于中国的所有参与方都处于一个学习和交学费的阶段，所有的成功和失败的尝试都将为永远的绿色发展奠定基础。

碳交易体制是一种市场化机制，在于通过市场化方式有效推动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都容易理解，但是什么样的方式是推动节能减排的有效方式非常值得推敲。各级政府部门、各交易机构本身的理解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机构管理层面，也有不同的思考。究竟是市场方式重要还是管理手段重要，如何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其实设计单位没有想好，市场主体也没有想好，毕竟碳市场设计覆盖社会全领域。

那么这种条件下，社会需要对碳市场预期进行降温，因为没有一种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心里预期，收获的肯定是失望。

另外，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经济更是一个理念转变的过程，对个人、社会机构来说，都不可能通过一次两次的参与就获得理念的升华。对顶层设计者同样也是这样，这是需要长期学习不断提升自己才能得到改善。任何急于求成都于事无补，重要的是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多研究多学习，在学习中实践，不断提高。

有人说，企业重要的是生存，但是在这个领域没有知识的积累同样无法生存，社会的发展一定是大浪淘沙，物竞天择。

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我们认为，目前阶段不可能有，但是从阶段性看，只有我们举国上下真正确立绿色发展的理念，而不是口号式的字面宣传，那时可以绿色增长为目标，设计中国碳市场的目标，循序渐进，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机制。

那么时间多久?这需要看何时社会管理层面形成共识。时间也许很长也许很短。

碳减排的中国指数(2017.11)

从指数的定义上看，广义地讲。任何两个数值对比形成的相对数都可以称为指数;狭义地讲，指数是用于测定多个项目在不同场合下综合变动的一种特殊相对数。如根据某些采样股票、电子现货或债券的价格所设计并计算出来的统计数据，用来衡量股票市场、电子现货或债券市场的价格波动情形。

碳减排领域的交易指数目前有置信碳资产对全国各交易所的交易指数分析，还有其他机构尝试做的指数。

由于碳减排领域是基于全球气候谈判并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构和结果，因此目前碳减排领域的指数我们认为信心指数可能比什么更重要。

中国十九大的报告引起全球高度关注，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历史发展的高度，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表述中绿色发展是核心的内容，必然围绕节能减排、减缓和适应气候变暖的特征进行设定，因此十九大报告从国内关注和国际关注的角度，给世界作了最好的交代。也使得碳减排领域中美、中欧、中国与金砖四国的对比，中国彻底占据了上风。

但是中国并不关注自己的领导地位，而是着眼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转型，踏实地走好自己的道路，这样不仅减少了国际纷争，也使得中国在顺应绿色发展潮流的道路会更加专注。这样的中国指数，我认为才能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真正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注：文章作者为碳汇林CEO 王军纯，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